因为她知道，这一次，她不是在为自己记录。
她是在替一个被刮掉名字的人，重新站到光里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她的生活变得规律而单调。
白天，她查资料、b对年份、翻阅地方志与残缺的旧档；
夜里，她重听老张的录音，把每一段停顿、每一次哽咽都重新标记。
族长说过的话，她得一字一句地验证，反覆辨认哪些是事实，哪些是推测，或哪些只是长年压抑後留下的伤痕。
她没有再去祠堂。
也没有再主动找村里的人打听。
因为她明白——
一旦这件事被说出口，就不再只是「记得」，而是要被质疑、被检视、被反驳。
她必须站得住脚。
桌上的文件一天天叠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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